朱新月：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探微

明朝的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定都南京，强化中央集权。 #生活知识# #历史#

曾巩卒于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其文集流传于世者主要有《元丰类稿》五十卷。曾肇《曾舍人巩行状》：“公未尝著书，其所论述，皆因事而发。既没，集其稿为若干卷。”〔1〕文末有“元丰六年十月日，弟肇述”语，知此时已开始编集曾巩遗稿，尚未完成，故仅言“集其稿为若干卷”，而无具体卷数。林希《朝散郎试中书舍人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曾公墓志铭并序》：“所著《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2〕文中称神宗为“上”，称哲宗为“皇子延安郡王”，可见至迟元丰末林希作《墓志铭》时，曾巩遗稿已由其门人编纂完成〔3〕，形成“《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的具体篇幅。其后，《续元丰类稿》与《外集》相继散佚，《元丰类稿》则历代传刻不绝。而每当要考察《续元丰类稿》与《外集》之时，研究者们便将目光投向曾巩文集版本中最特殊的一种——国家图书馆藏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三十四卷（简称“金刻本”），如陈杏珍《跋北京图书馆藏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它保留了其它书中不见的曾巩诗文，……这些作品，很可能就是《续元丰类稿》和《外集》中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推测《续元丰类稿》和《外集》的面貌。”〔4〕这种说法预设了一个前提，即金刻本是从《元丰类稿》《续元丰类稿》《外集》中选编而成的。此预设导致研究者们忽视了一系列金刻本完全独有的版本特征。其后学者虽关注该本，也仅限于辑佚、校勘价值的利用，而对于金刻本真正的独特价值——保留有曾巩文章的稿本特征，则尚未有能发覆者。

元大德八年丁思敬刻本《元丰类稿》

一、系统之外的独立版本

《元丰类稿》最主要的流裔是元大德八年（1304）丁思敬刻本《元丰类稿》五十卷《续附南丰先生行状碑志哀挽》一卷（简称“大德本”）。该本校勘精审、版刻精美，在现存版本中最能代表曾巩《元丰类稿》五十卷本的原初样态，却终明清之世未能传刻流行于世。而另一元刻本——乌程蒋氏密韵楼藏元刊黑口本《南丰先生元丰类稿》五十卷《续附南丰先生行状碑志哀挽》一卷（简称“密韵楼藏元刻本”）虽舛误较多，却被后世不断递刻，成为明清诸刻的共同祖本〔5〕，并由此导致对于曾巩文集的“踵讹承谬”之讥〔6〕。然总而言之，不论是大德本，亦或是密韵楼藏元刻本及其历代递刻本，皆归属于五十卷本《元丰类稿》之系统。而曾巩的两个早期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曾南丰先生文粹》十卷（简称“宋刻本”）与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则似乎始终游离于五十卷《元丰类稿》的版本系统之外，迄今尚无有效析论。

宋刻本共收曾巩文107篇，文章序次基本同于大德本，所收文章亦不出五十卷《元丰类稿》篇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六《宋版集部》著录曰：“曾南丰先生文粹，一函四册。不著编者姓名，书十卷，……南宋时于诸名家多有文粹选本，今存者如《欧阳文粹》《三苏文粹》《苏门六君子文粹》《浮溪文粹》《吴都文粹》，皆沿姚铉《唐文粹》之名也。”〔7〕故此李致忠《昌平集》卷九推测：“此书不明选编者姓氏，盖系坊间所为。”〔8〕另，该书刊刻年代约在南宋中叶。《中国版刻图录》：“《曾南丰先生文粹》，宋曾巩撰，宋刻本，金华。……此书不著编选人姓名。宋讳缺笔至敦字。版式中型，刀法瘦劲，与婺州本三苏文粹相似，因推知此书当是南宋中叶婺州刻本。”〔9〕总体来说，宋刻本的底本仍当为五十卷本《元丰类稿》之一种，由于其年代较早，接触的文章版本更为多样，故文字多有与大德本、密韵楼藏元刻本及明清诸刻出入之处。

在今存所有的曾巩文集版本之中，金刻本是真正孑然独立于五十卷本《元丰类稿》系统之外者。该本遇“天子”“朝廷”“宋”“太宗”等均抬行或空格。《中国版刻图录》：“《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宋曾巩撰，金刻本，临汾。……此书版式刀法纸墨与潘氏滂喜斋旧藏《云斋广录》如出一辙，盖同为金中叶平水坊本。周密《志雅堂杂抄》称此类书为北本。平阳府临汾有平水，见《金史•地理志》，平水即临汾别名。绍兴二十二年荣六郎刻本《抱朴子》，据北宋汴梁坊本重刻，与此书版式相类似。此本源出北宋旧椠，可以想见。诗文多出《元丰类稿》外，《圣宋文选》《南丰文粹》诸文，皆备见于此本。字画刚劲，世无二帙，可称平水本上乘。”〔10〕刘明《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小识》：“检书中‘弦’‘泫’‘弦’‘惊（驚）’‘警’‘贞’诸字阙笔，照旧保留底本中的讳字，而不及南宋帝讳，也印证底本具备‘北宋本’的属性。”〔11〕金刻本收曾巩诗94首，文187篇，其中诗文次序与大德本迥异，诗文亦多有可补《元丰类稿》五十卷者。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余尝借观，凡收文一百八十七篇，见于元丁思敬所刻《类稿》者百十七篇，见于顾崧龄所辑集外文者十六篇，其余五十四篇盖取之于《续稿》，为前人所未见。”〔12〕余嘉锡先生或因“借观”之仓促，仅将金刻本的价值局限于保存佚文，且“其余五十四篇盖取之于《续稿》”之结论也并不可靠。

二、与众不同的版本来源与收录方式

单篇散行的版本来源、“原生态”的收录方式，从编纂层面揭示了金刻本保留有曾巩诗文稿本样貌的特点。

（一）单篇散行的版本来源

其一，金刻本存在多种编纂上的混乱。

首先，文章分类之随意。大德本卷一〇《传》体之下的《洪渥传》，金刻本收入卷六《杂文》；大德本卷一五、卷一六《书》体之下的《上范资政书》、《答李㳂书》，金刻本收入卷一八《启》下，分别题为《上范资政》《答李㳂》；金刻本卷三一、三二、三三所收均为“祈晴”“祈雨”类文章，文体上无差别，大德本概名为“祭文”，而金刻本三一卷名“词疏”，三二、三三卷名“祭文”，并不统一。

其次，他人作品之误收。如金刻本卷二七《游双源》实为黄裳所作，卷三四《祭曾太博文》实为王安石所作，卷三四《祭柳子玉文》实为苏轼所作〔13〕，卷三四《祭寿阳县君文》实为王安石所作〔14〕。此外，金刻本卷二七《全真庵》亦被指并非曾巩文章〔15〕。

金刻本编纂的混乱揭示了其底本并非编刻良好的曾巩诗文集定本，而是零散与无序的诸多诗文散篇。

其二，宋刻本、大德本中多有曾巩自称“巩”者，而金刻本均作“某”，这也印证了金刻本的底本来源。如宋刻本卷三《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而予曾巩子固也”，大德本卷一三《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而予曾巩子固也”，金刻本卷二四《听琴序》作“而曾某子固也”。宋刻本卷三《送王希序》：“巩庆历三年遇潜之于江西。……四年间，巩于江西，三至焉”，大德本卷一四《送王希序》：“巩庆历三年遇潜之于江西。……四年间，巩于江西，三至焉”，金刻本卷二三《送王希序》作“某庆历三年遇潜之于江西。……四年间，某于江西，三至焉”。宋刻本卷四《上杜相公书》：“巩闻夫宰相者，以己之材为天下用而不足，……若巩者，诚鄙且贱”，大德本卷一五《上杜相公书》：“巩闻夫宰相者，以己之材为天下用，则用天下而不足，……若巩者，诚鄙且贱”，金刻本卷一七《上杜相》作“某闻夫为宰相者，以己之材为天下用而不足，……若某者，诚鄙且贱”。这种情况的普遍存在是因为金刻本底本实自时人传抄而来。杨树达《词诠》卷一“某”字条：“按《汉书•高帝纪》云：‘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楚元王传》云：‘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又《王莽传》云：‘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此三‘某’字乃史家避高帝之讳改称，非人可自称曰‘某’也。后世如《朱子语类》常自称某，此亦朱子言时自称其名，而弟子记语者讳之曰某。”〔16〕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汉魏以后又有了用某代第一身姓名的例子，如‘诸君赖遭某，故得有今日耳。（魏志28邓艾）’这里邓艾明明是照当时的习惯自称艾，而作史的人用某来代。……可是这种文字上的替代被后人误会了，以为古人有自称为某的办法。”〔17〕事实上，传抄者也并非只避曾巩的名讳。如宋刻本卷五《宜黄县县学记》：“皇祐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大德本卷一七《宜黄县县学记》：“皇祐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金刻本卷二六《宜黄县学》作“皇祐元年，会令李君某至，始议立学”。大德本卷四六《曾氏女墓志铭》：“讳德耀，字淑明”，金刻本卷三〇《妹铭》作“名某，字某”。宋刻本卷一〇《亡兄墓志铭》：“子曰觉，曰黉”，大德本卷四六《亡兄墓志铭》：“子曰觉，曰黉”，金刻本卷二九《亡兄墓志铭》作“子曰某，曰某”。均属传抄者避讳所致。而曾巩本人也常以“某”字代父祖名讳，如大德本卷四六《亡弟湘潭县主簿子翊墓志铭》：“曾祖讳某，尚书水部员外郎。祖讳某，尚书户部郎中，直史馆，赠右谏议大夫。考讳某，太常博士，赠尚书都官员外郎。”故而，依杨树达及吕叔湘所言，时人在抄写曾巩文章的过程中，出于对曾巩及部分时人的敬重而避讳其名，改之为“某”。其后这些散篇又被辗转传抄至金地，纂集编刻而成《南丰曾子固先生集》。

（二）“原生态”的收录方式

由于金刻本底本的散乱、原始，其文章收录上也相应地呈现出了“原生态”的特点。

其一，宋刻本、大德本常在文章末尾署上写作时间或“南丰曾巩”等字，而金刻本多无。如宋刻本卷三《思轩诗序》末尾有“九月日序”，大德本卷一二《思轩诗序》作“九月十五日序”，金刻本卷二二《思轩诗序》无；宋刻本卷三《送周屯田序》末尾有“南丰曾巩序”，大德本卷一四《送周屯田序》同，金刻本卷二三《送周屯田序》无；宋刻本卷五《墨池记》末尾有“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大德本卷一七《墨池记》作“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金刻本卷二五《晋右将军墨池》无；宋刻本卷五《拟岘台记》末尾有“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月日也”，大德本卷一八《拟岘台记》作“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金刻本卷二七《拟岘台》无；大德本卷一六《与王深甫书》末尾有“其他未及子细。剧寒自重，书至幸报答。不宣”，金刻本卷一六《与深父书》无。

其二，金刻本多保留有特定文体中的格式化用语，而大德本多无。如：

1.启文后的结语。金刻本卷一八《谢杜相》末尾有“企仰门庭”语，大德本卷三六《谢杜相公启》无；金刻本卷一八《谢刘给事》末尾有“仰望门下云云”语，大德本卷三六《与刘沆龙图启》无。

2.祭文前的引语。金刻本卷三二《薤山祈雨》前有“致祭于薤山之神，取山之水供养于州之开元寺道场而告曰”句，大德本卷四〇《薤山祈雨文》无；金刻本卷三二《诸葛武侯庙祈雨文》前有“致告于蜀丞相武灵王之灵”句，大德本卷四〇《诸葛武侯庙祈雨文》无；金刻本卷三三《泰山祈雨》前有“维熙四年，岁次辛亥，六月甲寅朔，十一日甲子，具位曾某，敢以清酌之奠告于泰山天齐仁圣帝之神曰”句，大德本卷三九《泰山祈雨文》无；金刻本卷三三《祭黄姑父》前有“维某年月日南丰曾某谨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姑夫江夏黄君之灵”句，大德本卷三八《祭黄君文》无。

3.祭文后的结语。金刻本卷三一《谢晴词》后有“谨词”，大德本卷四〇《诸寺观庙谢晴文》无；金刻本卷三一《大悲祈雨疏》后有“谨疏”，大德本卷三九《大悲祈雨文》无；金刻本卷三二《祭欧观文永叔文》后有“呜呼哀哉”，大德本卷三八《祭欧阳少师文》无。

其三，金刻本诗文题目往往呈现出简短、随意的特点。如大德本卷一三《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金刻本卷二四题作《听琴序》；大德本卷三九《齐州谒夫子庙文》，金刻本卷三二题作《谒夫子庙文》；大德本卷四六《亡妻宜兴县君文柔晁氏墓志铭》，金刻本卷三〇题作《妻铭》；大德本卷四六《亡弟湘潭县主簿子翊墓志铭》，金刻本卷三〇题作《弟铭》。

以上三点可以侧面反映出大德本对曾巩文章有统一编纂的痕迹，如在文末明确署名与写作时间，或删去某些文体的格式化用语，或规范、完善文章标题。而金刻本的格式与内容则未经过统一修订。

此外，金刻本文字多有错乱之处，这也是体现其编纂“原生态”的一个方面。如金刻本卷三二《谒舜庙文》：“维神以丰功盛德作镇此方，宜有别祠以称民望。某受命守土，敢陈薄荐。”大德本卷三九《齐州到任谒舜庙文》题下注曰：“岳庙云：维神以丰功盛德作镇此方，宜有别祠以称民望。”全文云：“维帝侧微之初，躬耕此土，历数千载，盛德弥新，传于无穷，享有庙食。巩受命出守，敢陈薄荐。维帝常垂阴施，惠此困穷，庶使遗民，永有依赖。”此处金刻本不仅将大德本题下注中的文句记入《谒舜庙文》，而且脱漏了大量正文。金刻本卷三〇《妻铭》：“文柔曾祖宪，赠太子太保。祖佺，赠太师中书令。考宗恪，光禄少卿。”大德本卷四六《亡妻宜兴县君文柔晁氏墓志铭》：“文柔曾祖佺，赠太师中书令。祖遘，尚书驾部员外郎，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考宗恪，光禄少卿。”大德本卷四六《光禄少卿晁公墓志铭》：“皇考讳遘，尚书驾部员外郎，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皇祖佺，赠太傅。皇曾祖讳宪，赠某官。公讳宗恪，字世恭。”金刻本所载晁氏世系有误。不仅如此，大德本中具体、精确的数字，金刻本却常以“若干”等词代之。如金刻本卷二二《李白诗序》：“李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大德本卷一二《李白诗集后序》：“李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著六十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金刻本卷二二《思轩诗序》：“君之大父水部，当太宗时，实通判是州。今若干年而君来世其官。”大德本卷一二《思轩诗序》：“君之大父水部君，当太宗时，实通判是州。今六十余年而君来世其官。”

这些错乱处体现了金刻本编纂过程中的资料之有限，编者只能将历经漫长空间与时间距离辗转传抄而来的曾巩诗文散篇汇集起来，而无从校勘与核对。

这种“原生态”特点也使得金刻本具有独特的校勘价值。如大德本卷四六《亡妻宜兴县君文柔晁氏墓志铭》《亡弟湘潭县主簿子翊墓志铭》《曾氏女墓志铭》《二女墓志铭》所载曾巩妻、弟、妹、女归葬南丰的时间分别为熙宁十年二月庚申、三月庚申、三月壬申、三月庚申，而金刻本卷三〇《妻铭》《弟铭》《妹铭》《二女墓铭》所载曾巩妻、弟、妹、女的归葬时间则均为熙宁十年三月庚申。其中，熙宁十年二月并无庚申日，时知洪州的曾巩也无法久留南丰，金刻本所载时间显然更为准确。又如大德本卷四六《亡妻宜兴县君文柔晁氏墓志铭》：“文柔姓晁氏，讳德仪，字文柔，年十有八嫁余。”汤江浩《曾巩之妻晁氏、李氏生平、母家考略》云：“现传曾巩为亡妻晁德仪所撰墓志铭中所谓‘年十有八嫁余’，当为‘年十有四嫁余’，此误当为传抄或刻印所致，曾巩原文必不如此。”〔18〕考证切实有理，惜无版本依据。实则，金刻本卷三〇《妻铭》即作：“年十有四嫁余。”可为补证。

曾肇《曾舍人巩行状》言：“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19〕可见曾巩文章常于创作完成之初即为人抄去，且传者众多。就书籍流通而言，金比宋更为偏远闭塞，加之此前金军入侵〔20〕、士大夫南渡等因素，故而在五十卷本《元丰类稿》及其《续稿》《外集》早已编纂完成的金中叶，《南丰曾子固先生集》的编者仍未见到编纂完善的曾巩文集。金刻本实为编者收集流传金地的曾巩诗文散篇纂集而成，这些散篇中不乏曾巩初成文稿即被“手抄口诵”而“周天下”者，与曾巩去世后编纂的《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并无直接的版本关系。这使得金刻本从根本上完全独立于五十卷本《元丰类稿》的版本系统之外。

影印金刻本《元丰类稿》

三、定本遮蔽与稿本特征

所谓“稿本”，并非指文物学与版本学意义上的作者手稿实物，而是与定本相对、带有作者创作原始样貌的文本形态。由于金刻本底本单篇散行、辗转传抄的特点，及其收录方式的“原生态”特点，使得长久为定本所遮蔽的曾巩诗文稿本样貌得以大量保存，这对于从文本层面探讨曾巩的创作理路、文学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一，金刻本在语句上常与大德本有较大差异，且并非是刊刻或流传过程中所产生。如金刻本卷二《凝香斋》“两衙放罢闲铃索，疑在香炉最上头”句，大德本卷七《凝香斋》作：“沉烟细细临黄卷，疑在香炉最上头。”金刻本卷二《西湖》“懒宜鱼鸟心常静，闲喜诗书味更长”句中“闲喜”二字，大德本卷七《西湖二首·其一》作“老觉”。金刻本卷一七《与孙都官》“离合、忧伤、喜怒、欢忻、怨怼，无不毕载”句，大德本卷一六《答孙都官书》作：“离合、忧欢、怨怼，无不毕载。”金刻本卷二九《王荆公母太夫人吴氏墓铭》“女三人，长适尚书虞部员外郎张奎，次适前衢州西安县令朱明之，次适扬州天长县令沈季长”句，大德本卷四五《仁寿县太君吴氏墓志铭》作：“女三人，长适尚书虞部员外郎、沙县张奎，次适前衢州西安县令、天长朱明之，次适杨州沈季长。”这些差异应认为是保存有作者本身的增删修改痕迹，与讹、脱、衍、倒等产生的异文有本质区别，属于不同的文本样态。

其二，除以上仅是词句不同的情况外，金刻本更保留多篇与大德本全文均有较大版本差异的文章。

1.金刻本卷一四《福州谢上》与大德本卷二七《福州谢到任表》

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有《福州谢上》一文，中华书局本《曾巩集》将其收入《辑佚•表》之下，校勘记云：“本文与卷二十七《福州谢到任表》文字内容有异。”〔21〕《全宋文》卷一二三八收为《福州谢上表》，校勘记云：“本篇与《福州谢到任表》意同文异，不知当初即有两篇并存，还是流传中出现异文，姑两存之。”〔22〕《曾巩集》与《全宋文》均已意识到金刻本《福州谢上》与大德本《福州谢到任表》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全宋文》认为二者“意同文异”，却未能确定是本为两篇并存，抑或实为同一篇文章。

实则，《福州谢上》与《福州谢到任表》有大量语句几乎相同，整体文意亦极为一致。如《福州谢上》“列职内朝，分符督府。荷收怜之俯及，昏塞以何堪”句，《福州谢到任表》仅末句作“省孤陋以何堪”，前文全同。《福州谢上》“累换岁期，常从外徙；四临州部，曾未代还”句，《福州谢到任表》仅首句作“至于九换岁期”，后文全同。《福州谢上》“颇识事君之义，敢忘奔命之恭”句，《福州谢到任表》同。不仅如此，自“牵衣辞诀，泣涕分驰”句以下直到文末，二文均高度相似。“表”作为上呈君主之文体，定然不会两篇之间从语句到文意都如此重复，“两篇并存”之说法并不确切。

此外，两篇文章又有一些部分文字差异颇大，亦绝非是“流传中出现异文”可以解释。如《福州谢上》“伏念臣自守拙愚，常存静退。方群能竞爽，未尝饰薄艺以动人；当众议争先，未尝出斥言而硕辨。每自甘于驽钝，已难合于要权”句，《福州谢到任表》作：“伏念臣蹇薄多艰，戆愚少与。遇继承于兴运，未进望于清光。”《福州谢上》“兹者甫自书林进登内阁，守福唐之刲略，总欧越之师徒。乃眷天伦，亦更藩服。退省弟兄之陋，最居疏贱之中。蒙误宠之逾涯，岂捐躯之可报。然臣幸叨薄禄，获奉偏亲”句，《福州谢到任表》作：“兹者备延阁之美名，假东瓯之剧郡。顾惟同气，亦预改藩。但虞人品之轻，莫称主恩之厚。然臣最为寒族，实奉偏亲。”《福州谢上》“候吏甫来，轻车遄迈。白头老母，婴宿疹以北归；多难余生，割私恩而南向”句，《福州谢到任表》仅作：“惟皓首之慈闱，抱累年之宿疹”。

故而《福州谢上》与《福州谢到任表》两篇表文，真正上呈御前者必然只有一篇，另一篇则当以稿本视之。在《元丰类稿》卷二七之内，《齐州谢到任表》《襄州到任表》《洪州谢到任表》《福州谢到任表》《明州谢到任表》《亳州谢到任表》六篇表文，依时间先后整齐排列，显然是编纂者有意为之，《福州谢到任表》并列其间，当为定稿。故《福州谢上》当为《福州谢到任表》之稿本，《福州谢到任表》是由《福州谢上》修改以成。其修润逻辑亦可从二者文字差异处总结规律。例如《福州谢上》“惟憃冥之寡偶”至“谁肯为臣言者”句，《福州谢到任表》将之完全删减，乃因“表”这种文体要求简洁明了，无需过多铺叙，更不宜有太多怨嗟之辞。

2.金刻本卷一五《上欧阳龙图》与大德本卷一六《寄欧阳舍人书》

二文全篇的语言表述多有不同。如金刻本《上欧阳龙图》“盖铭志也者，虽不书其恶，亦不可为之辞”句，大德本《寄欧阳舍人书》作：“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金刻本《上欧阳龙图》“由之用人，非识能断之，而义不有徇。则升，降以，羌降而倒，则非公与是为其然也。非畜道德之士，谁能任之？既识其义，升降是矣”句，大德本《寄欧阳舍人书》作：“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金刻本“先大父之事幸预传焉其公与是”句，大德本作：“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

此外，论述逻辑也有所调整。如金刻本《上欧阳龙图》“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志也者，人子孙之所立，书其恶焉，则其情之所不忍，故止于褒功德、论材行、伸志义而已。其与史异，岂非势然哉”句，大德本《寄欧阳舍人书》作：“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对于铭志不书其恶的原因，金刻本归结于子孙的“情之所不忍”，大德本归结于文体特点——专书古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此后，大德本又比金刻本多增一段以作补充：“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认为铭志隐恶而虚美的不实书写是世衰道微导致的变形。大德本调整论述逻辑后，不仅概括了铭志的文体发展，也避免将铭志的功能单一简化为“止于褒功德、论材行、伸志义而已”，突出了书写者明辨和写实精神的重要性。

3.金刻本卷二九《张久中墓志铭》与大德本卷四三《张久中墓志铭》

金刻本《张久中墓志铭》开头部分与元明刻本均全然不同。金刻本《张久中墓志铭》：“张君讳持，字久中，初名伯虎。庆历三年来自曲江，入太学。当是时，天子方诏太学考天下之士，材行纯絜著于学者，岁献二人，将特宠之，以风天下。士之业于学者千有余人，学官莫以为可献，将必献君，会学散，乃止。”大德本《张久中墓志铭》作：“君姓张氏，名持，字久中，初名伯虎。庆历三年来自曲江，入太学。当是时，天子方诏学官岁献士二人，学者以数百千人，独献君，会学散，不报。”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三记残宋本《元丰类稿》云：“张久中墓志铭题下夹注云：‘此文有两篇，意同文异，一篇附于本卷末’，十六字。……其张久中墓志铭今以顾刻本校之，自‘君姓张氏’至‘所与之游’九十六字与前篇同，自‘者甚众’以下至铭词与后篇同，不知最后定本如是，抑编集者取两篇合并而为之也。”〔23〕据傅增湘所言，金刻本所刻当为“附于本卷末”之第二篇，且金刻本“会学散，乃止”句后四十二字“于是时，予盖未尝识君也。后二年，过予之所居临川，始识之。君为人沉深有大度，喜气节，重交游，一时与之游”与大德本也基本相同（大德本“沉深”作“深沉”）。由金刻本的稿本特征，傅增湘记残宋本《元丰类稿》时所提问题或可迎刃而解，即该文并非是“编集者取两篇合并而为之”，实乃作者所自为之定本。

余论

曾巩诗文在创作完成之初即被时人广泛传抄。自其逝世后所编纂的《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成书，曾巩文集最主要的版本系统随之形成。那些早期传抄、流布天下的诗文散篇，即本该被遮蔽而逐渐消亡。然而，宋、金两地文化交流多有阻碍，五十卷本《元丰类稿》及其《续稿》《外集》未能顺利传入金地，以至于《南丰曾子固先生集》的编纂者只能收集流传金地的曾巩诗文散篇刊刻行世，有的又因辗转传抄而以讹传讹，这也导致了金刻本编纂的混乱和收文的不严谨。由此，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得以保存有诸多曾巩诗文的初期稿本，具有稿本特征。

另外，《南丰曾子固先生集》也是唯一一部完整存世的金刻宋人别集，它可以作为一例考察宋金文化交流的具体样本，据以推测宋人诗文、别集流传金地周折与辗转的普遍境遇。从版本学角度看，这也启示我们一方面要了解金代刻本在选用底本时的支绌与无奈，一方面要格外注意金代刻本的特殊版本价值。

再之，曾巩本人相当数量的稿本与定本同时存世，也毫无疑问对深入研究曾巩诗文创作有重要的意义。这可以支持我们将大量具有深刻联系的两种文本进行逐一比对，从而总结曾巩诗文创作时对语言文字的取舍和对逻辑层次的调整，及其修润行为背后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因素，是综合研究曾巩文学观念、思想性格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生态等方面的有效手段。

最后，具有鲜明稿本特征的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对于中国历代文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我们可据以总结出一定的研究共性，发掘更多编纂来源为单篇散行、文字内部有传抄特征的文集版本，或可定位更多具有稿本特征的文本，从而拓展诗文版本研究的新视野。

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曾巩全集校注》（项目号：22FZWA001）阶段性成果。

〔1〕杜大珪编《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四九《曾舍人巩行状》，静嘉堂文库藏南宋末刊本。清康熙六十一年刻本《曾文昭公集》、四库全书本《曲阜集》该句均作“既殁，集其稿为《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当为其后修订时所补。

〔2〕洛原《宋曾巩墓志》，《文物》1973年第3期，第29-32页。

〔3〕王震《南丰曾先生文集序》：“客有得其新旧所著而裒录之者”。《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首，《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金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4〕陈杏珍《跋北京图书馆藏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文献》1985年第1期，第150页。

〔5〕明清诸刻的共同祖本实为密韵楼藏元刻本《南丰先生元丰类稿》，而非传统认为的元大德丁思敬刻本《元丰类稿》。参见李俊标、朱新月《密韵楼藏元刻本〈南丰先生元丰类稿〉版本关系初探》，《中国韵文学刊》2022年第1期，第84-93页。

〔6〕何乔新《书元丰类稿后》，《椒邱文集》卷一八《题跋》，明嘉靖元年广昌知县余䓨刻本。

〔7〕彭元瑞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十》，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14页下。

〔8〕李致忠《昌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97页。

〔9〕《中国版刻图录》该句下还有“各篇有出《南丰类稿》外者，文字亦较元明刻本《类稿》为胜”之语，表述有误，宋刻本所收文章无出《元丰类稿》外者。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第22-23。

〔10〕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增订本），第48页。

〔11〕刘明《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小识》，《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第1期，第49页。原文“弦”字重出有误。

〔1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48页。

〔13〕李俊标《曾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228页。

〔14〕李成晴《必为自家门第：〈曾巩集〉佛老题文中的儒家本位》，《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77-85页。

〔15〕侯倩、李成晴《论曾巩〈南丰曾子固先生集〉所收〈全真庵〉的真伪问题》，《历史文献》第2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303-319页。

〔16〕杨树达《词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1页。

〔17〕吕叔湘著，江蓝生补《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18〕汤江浩《曾巩之妻晁氏、李氏生平、母家考略》，《华中学术》第五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

〔19〕杜大珪编《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四九《曾舍人巩行状》，静嘉堂文库藏南宋末刊本。

〔20〕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靖康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丙辰，粘罕陷平阳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37页下。

〔21〕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71页。

〔2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五十七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23〕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50-951页。

【作者简介】

朱新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文献。

网址：朱新月：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探微 https://m.klqsh.com/news/view/378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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