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什么把戏子划为“下九流”，看完你就明白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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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沐熙

编辑|沐熙

在古代社会等级森严，行业有着严格的高低贵贱之分，三教九流的划分深入人心。

戏子从古至今都是众人熟知的职业，却被直接划入“下九流”之列，地位卑微遭人轻视。

哪怕名气再大、技艺再高超，也难摆脱身份枷锁，难登大雅之堂，还被世人处处排挤。

很多人都不解，唱戏表演凭本事谋生，为何会被贴上卑贱标签？

用钱买不到的资格

道光年间，有个唱戏的人在外面跑了大半辈子。

他走过很多地方，哪里有戏台子，他就去哪里。年轻的时候靠力气，中年靠名声，老了之后靠着攒下来的积蓄打算安稳收场。那笔钱，是他几十年一点点省出来的，数目不小。

他找到了当时的官府，托人打听清楚了一条路——捐纳。就是向朝廷捐钱，换取某种资格。他把毕生大半积蓄交了出去，提了一个要求：允许他的子孙将来参加科举考试。

就这一条，别的什么都不要。

他自己心里清楚，这辈子走到这一步，参加科举已经没有可能了。捐出去的钱，换的不是他自己的前途，是让孩子日后能和普通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科举在当时是读书人最重要的出路，中了就能做官，做了官就能改变门第。对他来说，这条路从来不是为自己打开的，是他用钱替后代撬开的一道缝。

这件事情的背后，有一道乾隆年间颁布的规定。雍正皇帝废除了乐籍制度，“乐户”名义上获得了良民身份。

乾隆继位之后，在这道圣旨上又加了一条补充：脱了贱籍不算完事，要等到往后四代人里面，没有任何人从事贱业，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

这意味着什么，算一算就清楚了。你这一代脱了籍，科举的门还是关着的。你儿子那代不行，孙子那代还不行，要等到重孙子，才有资格去参加考试。整整四代人，被挡在外面。

那个道光年间的名伶，花掉大半积蓄，托人说情，走尽了能走的路，才勉强为孩子争到了这个资格。他捐出去的那笔钱，换来的不是荣华，不是官职，只是一个"将来可以参加考试"的机会。

他当时是什么心情，没有人记录下来。只知道钱交出去了，事情办成了。

这件事情放在整个乐籍制度的脉络里看，不是个例。

整个清代，有多少曾经被贴上“贱籍”标签的人，在脱籍之后还要绕着弯子去争一个普通人天生就有的资格，没有人统计过。

那个道光年间的名伶，只是留下了名字的一个。更多的人，想尽了办法，连名字都没留下来。

唱戏人从哪里来

乐籍这套东西，起点要追到北魏时期，距今将近一千六百年。

北魏的时候，朝廷里有官员向皇帝提了一个处置重刑犯的方案。方案思路很直接：犯了死罪的人，处死本人；他的妻子和女儿，发配去充当乐户，专门给官府从事演出服务。

皇帝看过，批了。

这一批，让一件事彻底定了型。从那以后，乐户这个身份不再只是一种行业选择，而是一种惩罚的落点。进入这个圈子的人，不是因为自己喜欢唱歌跳舞，是因为家里有人犯了事，被官府指派进来的。

进来容易，出去没门。这个身份是世袭的，父母是乐户，孩子生下来就是乐户，不管孩子愿不愿意，不管孩子会不会唱戏，身份已经定了。祖祖辈辈困在里面，没有出口。

朝廷专门给乐户建了单独的户籍档案，和普通百姓的户籍分开管理。两套账册，两个圈子，互相不能跨越。乐户不能嫁给良民，良民不能娶乐户，跨圈通婚在律法上是违禁的。

乐户也没有自主权。朝廷需要人的时候，随时得到场。宫廷里大摆宴席，得去。国家祭祀，得去。

皇帝临时要听乐，得去。去了不一定有钱拿，很多时候就是义务出工，朝廷不会因为你唱得好就多给一分。

到了隋唐时期，这套制度被搞得更加精细。唐朝宫廷里的乐人被分成三个档次，最好的坐在正堂上演奏，差一些的站在堂下候着，再差的去负责演那些没什么人当回事的雅乐。

白居易在诗里记过这件事，写一个乐人被从坐着一步步降到站着、再从站着降到演雅乐的经过，降一级就是贬一回，每一步都写得清楚。

朝廷设计这套东西，目的从来不是尊重艺人，而是用最省钱的办法，永久性地绑住一批提供专业服务的人。

乐户干的是专业活，会唱、会奏、会跳，技艺要求不低。朝廷需要这些服务，却不想花正经的价钱。

设计一套世袭贱籍制度，让人祖祖辈辈困在里面，随时可以调用，随时可以支配，朝廷付出的成本极低，得到的服务却长达几百年不断供。这套逻辑，和唱戏体不体面没有任何关系。

皇帝旨意里的“摇钱树”

乐籍制度最黑暗的一次变形，发生在明朝。

朱棣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手里夺下皇位之后，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朝廷里有大批旧臣死忠前朝，不肯低头投降。这些人对朱棣来说，是不安定因素，得处置。

铁铉——是其中态度最硬的一个。他在济南坚守，让朱棣的军队久攻不下，吃了不少苦头。

城池最终还是没守住，铁铉被俘，押到朱棣面前，拒不下跪，当场把能说的话全说了出来，一个字都不服软。朱棣下令处死他。

铁铉死后，朱棣的处置没有就此停下。铁铉的妻子被送进了教坊司，两个女儿同样被发配进去。其中小的那个进去时才四岁，什么都不懂，就这样被打上了贱民的印记。

教坊司——是朝廷专管乐户事务的机构，进去的女子要为来往的官员表演、助兴。铁铉已经死了，惩罚继续落在他的妻子和孩子身上。

这不是只针对铁铉一家的事。忠于建文帝、不肯归顺的旧臣，处置方式基本都走这条路——本人处死，女眷入教坊司。大臣齐泰的姐姐和外甥媳妇，都被发配了进去。

朱棣当时留下过一道旨意，清清楚楚地写着：这些女子日后所生的孩子，等长大了可以继续为朝廷所用。旨意里用的词是"摇钱树"。

这道旨意存在档案里，白纸黑字，没有任何遮掩。活人被皇帝亲口定性为“摇钱树”，写进了正式的文书当中。

铁铉的两个女儿进了教坊司之后，没有顺从，各自写了一首诗递上去。

诗里的内容不是求饶，也没有谴责，就是做一个告别。朱棣看到后问旁边的人，她们真的不愿意吗？得到肯定的回答，把她们放了出来。

这个结果是极少数。其他进去的女子，很多人再也没能走出来。

有人熬了几年就病死在里面，有人一待就是二十多年，一直等到朱棣死去、他儿子继位，才陆续被放了出来。前后横跨二十余年。那些死在里面的人，一个字的记录都没有留下。

乐籍制度走到这个阶段，惩罚的对象不再是罪犯，变成了忠臣。进这个圈子的原因，是你忠的是前一个皇帝，这在新皇帝这里算罪。

废掉之后还没完

清朝雍正年间，乐籍制度终于在法律层面被终结了。

事情的起因是一道奏折。

有个监察御史把山西、陕西两地的情况写了上去，说当地有大量乐户，追根溯源，都是明朝靖难之役株连下来的后代。

这些人的祖先本是清白良民，因政治上的事被打入贱籍，到雍正朝已经过了将近三百年，还在这个圈子里翻不了身，请皇帝允许他们脱籍为民。

雍正看过奏折，批了。圣旨下达，各地乐户一律脱除贱籍，准许改业。

圣旨颁了，乾隆接着补了一刀——脱了贱籍不够，还要四代内无人从事贱业，才能参加科举。道光年间那个名伶捐出积蓄，就是为了绕过这道门槛，让孩子争一个机会。

圣旨颁布一百五十年之后，上海发生了一桩案子。

一个当时有些名气的京剧演员和广东富商的女儿走到了一起。两人按规矩托了媒人，备了聘礼，请了亲友见证，老老实实地拜了堂。一切手续都走完了，婚是成了。

有人把这事告到了县衙。县令接了案，判了：女方受罚，掌嘴两百下，重新判给别人婚配；男方流放；帮他们把婚事操办完的乳母，戴枷游街十天。

判决依据，还是那四个字——良贱不婚。

这一套判的时候，雍正的圣旨已经颁了整整一百五十年。纸面上乐籍早就没了，大清律例里那条"良贱不婚"还活得好好的，县令用起来也毫不含糊。

戏子——这个身份，从"下九流之首"变成今天所说的艺术家，靠的不是某个官员发了善心，也不是民间哪一次思想上的转变。

科举制度废掉了，清朝倒台了，那整套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把身份世代焊死在户籍上的体系，才真正失去了依托，散了架。

一套制度存活了一千两百年，让它彻底消失的，是整个旧时代走到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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